难以定义的“”、错综复杂的案情、艰难的调查和取证，都令案成为刑事案件中最难办的案子。
头顶的天空苍白，间或飘下几片雪花。在美国康涅狄格州纽黑文市警察局的三楼，侦查员克里斯·卡蒂刚刚完成了对一名案受害者母亲的访问。在把那个女人送到楼下后，她回到自己的“特殊受害者侦查队”办公室（Special Victims Unit，以下简称S.V.U）。走出电梯时，她的方头高跟靴子敲击着地面，发出沉闷的声响。她长着一张爱尔兰人面孔——蓝色眼睛，肤色苍白。在接受我采访时，正同时经手着32桩案子。
不过，在对受害者及其家庭的访问中，卡蒂丝毫没有流露出一丝正承受的压力。她的行事方式令人觉得平静与安心。在谈话的最初，她往往只是点到即止，等待别人用自己的方式讲述他们的故事。她会给他们端来水，递上纸巾，直到他们停止讲话，才回头补充她认为重要的细节。几乎在所有访问的最后，她都会告诉对方你们很勇敢。
那天上午，那位语调忧郁的母亲讲到女孩在遭遇性侵后几乎崩溃了，她也几乎将自己推上丧失理智的边界。当她不停地抽泣，用双手蒙住脸孔时，卡蒂抚摸着女人的前臂，轻声说，“很快就结束了，很快就会结束的，”就像是连哄带骗般（“我们马上就可以上岸的！”）指给她前方可能根本不存在的海岸。
卡蒂与她的同事、侦查员乔·兰蒂斯共用一间办公室。他们的办公桌面对面，靠在一起。拥挤的房间里还摆着两台打印机、一张小桌子，以及一只巨大的塞满杀人犯旧材料的文件柜，当S.V.U搬到这里办公时，没人想起要挪走它们。洗手间就在隔壁，因此整天都可以听到马桶抽水的声音。当卡蒂回到办公室时，她觉到自己筋疲力尽。那位母亲几乎到了歇斯底里的地步，而她却无能为力。“你知道这间办公室里最缺什么吗？”她坐下时边叹气边问，“酒。”
侦查队的四位成员——卡蒂、兰蒂斯，以及尼基·纳塔尔和杰西·阿戈斯托每年几乎要经办400桩案子，其中大部分是性侵案，但也有少部分是虐待儿童及老人、家庭暴力，儿童非正常死亡，以及谋杀。
那天下午，卡蒂和兰蒂斯在自己的电脑前吃了午餐。兰蒂斯边哼着歌“打我的脸啊，打我的脸啊”，边读着刚刚收到的两桩新案子的材料，而卡蒂则在填写一张逮捕申请令。耶鲁儿童虐待救助中心（Yale Child Abuse Clinic）已经完成了对受害女孩的访问，中心距离警察局开车只要五分钟。S.V.U的队员从不亲自访问儿童或者青少年，而是把这项工作留给专门受过训练的中心的社工。不过访问进行时，他们会在另外房间的电视上观看全过程，同时在场的还有中心的另一名社工、医疗人员，以及来自联邦儿童与家庭部门（Department of Children and Families）的工作人员。房间总是很挤，又热。对卡蒂来说，她很难仅仅把自己当作一个旁观者——如果有机会，她总想亲自访问这些孩子。有些时候她会在访问结束后得到与他们交谈的机会，不是要问他们什么问题，而是想要支持他们，为他们的勇气觉得了不起，试图让他们打起精神。然而，兰蒂斯从不想跟这些孩子说话。他不知自己该说些什么。对于发生的一切，孩子的遭遇，他只有无言的悲伤。
所有的访问都是在一间面积不大，但布置舒适的房间里完成的，两张面对面摆放的扶手椅，中间是一支画架。谈话总是遵循着某种套路。几句简单的闲谈后，社工会在画架上挂出两张解剖图，一张是男性的，一张是女性的，让孩子依次指出相应的人体部位。开始时是一些无伤大雅的部位——头发、眼睛、手臂——其实它们就写在图片上。社工希望可以使用孩子自己的“儿童语”，比如用“小鸡鸡”或者“那个地方”来称呼。
社工尽量避免提出引导性的问题，谈话进行到最艰难的部分时，他们总是直接向孩子发问。“那么你知道今天为什么要来这里吗？”之后，社工会一一列出性侵犯的细节，所有的问题都很具体，却采用一种充满善意与核查事实的方式提出：他碰你的XX时，你的感觉是什么？他碰了你的XX里面呢，还是外面？当他把他的小鸡鸡放进你XX的时候，有说了什么话吗？这些被问话的孩子有的显得局促不安，有的只是用视线直直盯住地板。就像是花费了很大力气才能集中自己的精神那样，一个梳着马尾辫的女孩从她的毛衣上拔下了一颗毛线球；另一个女孩则是不断打着哈欠；有一个男孩不断搓着自己的手肘，好像它刚刚被弄伤了那样；眼泪不断从一个女孩的面颊上流淌下来，她是在看动画片时被的；另一个已经上学的女孩在回答问题时掀起了自己的毛衣，遮住脸。“亲爱的，这样的话我听不清你在说些什么。”社工讲。
那个下午的晚些时候，卡蒂向自己的上司递交了早些时候写完的逮捕申请令。上司看完后会把它送去法院，在被真正裁决前，州检察官办公室的人还会再过目一遍。但冬去春来，夏尽秋去，卡蒂依旧遥遥无期地等待着她的逮捕令。
在美国，大部分犯最后都不会受到任何惩罚。案的数字根据调查方式的不同大相径庭：司法统计局下属的“全国犯罪被害调查”（he National Crime Victimization Survey）声称，2014年有34%的或性侵案被提起诉讼；而根据更严谨的学术调查方式，“中止针对妇女暴行国际组织”（End Violence Against Women International）估计，他们的样本中仅有5%至20%的案件被报告，这个研究组织由法律部门相关工作人员，及其他有性侵调查背景的教授组成；“肯塔基大学暴力侵害妇女研究中心”（University of Kentucky Center for Research on Violence Against Women）2011年的报告则指，仅有14%至18%的性侵案最终被提起诉讼。
关于如何定义“真正的”为性侵调查及起诉设置了巨大障碍。侦查员、检察官、法官，甚至受害者自己都清楚，所谓“”是由陌生男性使用武器威胁被害者，并造成伤害的行为。然而，在被报告的四分之三案件中，这些行为都是由被害者的熟人施行的，且仅有11%使用了武器，大部分情况下并没有造成严重伤害。更坏的情况是，相当多处于法律灰色地带的行为与使用毒品及酒精有关；有些受害者认识施暴者；有些拖延了报警时间。性工作者是遭受的高危人群，但警察却常常对她们不屑一顾。在有精神问题的人群当中，也有着可观的性侵数据，但她们却被认为是不可信的。更多的警察认为，懦弱等于包庇。
性侵案中另外不容忽视的真相是：相当比例的受害者是儿童或者青少年。在纽黑文，侦查员估计，超过80%的案件与未成年人有关——这个数字比全国的比例稍高一些，但后者的状况也好不到哪去。2014年，国家少年司法中心（National Center for Juvenile Justice）进行的一项研究收集了从2009年到2010年联邦调查局国内犯罪报告系统（National Incident-Based Reporting System）中的数字，发现在接到的举报中，61%的女性性侵受害者及84%的男性性侵受害者未达18周岁。以女性受害者来讲，最易受到侵犯的年龄是14岁，男性则是4岁。
由于施暴者常常是家人或者家人熟悉的朋友，孩子们常常对此觉得困惑、恐惧，以及害怕被责怪，从而拖延了报警时间。甚至很多成年受害者也未能在性侵或行为发生的72至120小时的“窗口期”内报案，由此丧失了医院取证的最佳时机。在纽黑文，侦查员接到的报案常常是在悲剧发生几天、几周、几月，甚至数年之后，这意味着侦查员很难获得物理证据——无论是从受害者或嫌疑人的身上取证，还是调查罪案现场。
对“”概念的偏见使容易调查的案件获得了更大的起诉机会。通过回顾2002年三个主要城市的检察官通过的起诉决定，亚利桑那州犯罪学与刑事司法学院主席卡西娅·施波恩发现，检察官更愿意提交那些“被害人受到明显伤害，犯罪嫌疑人使用、刀械，或者有物理证据”以及“受害者及时报案”，或者“在犯罪行为发生时被害人清醒并且没有道德污点”的起诉。
圣地亚哥警察部门负责人及“中止针对妇女暴行国际组织”主席乔安妮·阿尔尚博认为，除了调查面临的困境，S.V.U还长期饱受人员及资源不足的困扰。警察局长经常受到来自社区及媒体的压力，要他们关注那些更显见的犯罪问题。“他们把很多精力都投入到了团伙犯罪与毒品当中，因为人们总在谈论这些，”阿尔尚博说，很少会有人就性侵犯提出强烈抗议，“这都是在暗中滋长的犯罪，不是吗？没有人真正想要知道发生了什么。”
此外，一旦其他部门有需要，侦查员极有可能被征调。一度，纽黑文的S.V.U有15名警员，2位高级中士，及一位副队长。但在2011年，纽黑文发生130起枪击案，及34起谋杀案（比纽约那年的人均犯罪率高出四倍）后，在8月时，所有S.V.U的队员都被征调到了重案组。一年半后，在新任警察局长艾瑟曼的任期内，S.V.U得以短暂复活——回归了四名队员及一名中士，但仅仅维持了一个月，整个队伍就只剩下了卡蒂一人。“不知道你一人是怎么应付过来的。”兰蒂斯说。卡蒂回道：“喝了不少酒，喝了很多酒呢。”
在纽黑文警界，大部分人都对被调去S.V.U望而却步，但卡蒂和兰蒂斯却很愿意留在那里。对卡蒂来说答案很简单：“这是唯一会让你觉得自己很重要的分队。”而对兰蒂斯来说，答案同样简单：他希望能够与卡蒂搭档。卡蒂已经在这里工作了13年，是四人中最有经验的，此外她还不缺幽默感。兰蒂斯成为警员至今八年，而被调来S.V.U才刚一年。
去年1月，S.V.U损失了两名颇有经验的侦查员，他们都被调去了重案组，尽管他们本人都很想留下。接替他们的是纳塔尔和阿戈斯托，他们两人也是共用一间办公室。纳塔尔是被强行从重案组调来的，根本不是出于她的本意。她是个身材高大，说话很直的棕发女性。她告诉我：“我通常看起来不是那么糟糕的。我实在不想做这些……完全没有兴趣。完全没有。”
有一次，一位巡警来向卡蒂和兰蒂斯征求建议，她究竟该不该报考中士。她问：“为什么每个人都讨厌这里？”卡蒂和兰蒂斯并没有因为这个问题受到冒犯。“因为你忙得四脚朝天”，他们这样告诉她。在这里你需要做更多访问——对受害者的，对嫌疑人的，对目击证人的——比任何其他侦查都要多得多。“这会让你成为一名更好的警察。”卡蒂说。
但这不仅仅是工作量的问题，跟犯罪本身的形态也有关系。S.V.U展开的调查常常无迹可寻：没有物理证据，也没有时间证明。在调来这里一周后，纳塔尔说：“似乎95%的案件都……”她的语气有些恼羞成怒，因为她成天面对的调查既没有作案现场，又没有武器线索，更不要说什么目击证人了。
对性侵案来说，能够胜诉的首要条件就是调查，而有时这就像是从天上掉下的馅饼。新奥尔良检察长最近回顾了警察局自2011年到2013年的数据，发现五名来自S.V.U的侦查员只对性侵及儿童虐待案件总量中的14%提出了诉讼。很多案件都被错误地归类到了“杂项”，或者从没有展开调查就早早结案了。在一宗极为令人难堪的案例中，一位2岁的婴儿因疑似性侵被送往医院的急诊室，并被诊断患上性病，即便如此，案件也是草草了结。经手此案的一位侦查员在报告中写道，由于被害人无法提供任何信息从而无法据此申请逮捕令。这位检察长发现，专门办理性侵案件的侦查员根本没人监管他们，因此当他们决定结案时也不需要得到别人的批准。
对性侵案来说，能够胜诉的首要条件就是调查，而有时这就像是从天上掉下的馅饼
在纽黑文，除非受害人放弃起诉，S.V.U需要对所有经手的案件展开调查。根据州检察官办公室的塞吉的说法，大约90%的案件都会被送到她这里申请逮捕令——虽然这并不意味逮捕令就能签出。塞吉会过目每一宗被送来或是申请逮捕令，或是申请结案的案子，再经由她提交给法庭。侦查员对塞吉有很大影响力。“我相信他们。”她这样告诉我。
在我访问的数月中，侦查员对六起案件做了结案处理。比如，有一个年轻女人告诉急诊室医生，她的一位朋友了她。她的嘴唇肿了起来，好像被人狠狠打中过嘴部，但她并不想提起诉讼。尽管如此，卡蒂却说服她接受了性侵检查，这样如果她改变主意，他们还是可以提早掌握证据；又比如，一位母亲说她3岁的儿子告诉她，她的前男友打了他，还扯了他的小鸡鸡。但小男孩自己在访问中却从没说过这样的话。如果没有医院的证明（当然在这宗案件里没有），孩子在访问中也没有提到受到虐待，案件的调查很难有什么突破。但卡蒂注意到，当这位母亲被要求重复她的儿子说过什么时，她使用的词是“”，而小男孩在访问中使用的始终是“小鸡鸡”。
有一些案件内情错综复杂，真相很难查清。其中一例是：两月前，医院给S.V.U打来电话，怀疑他们接诊的一位妇女遭到了家庭暴力，于是侦查员在医院对那位女子做了访问。那位受害者告诉侦查员，她也不知道自己的面部为什么会有瘀青，还血迹斑斑的。前一夜，她住在前男友的家里，这样第二天早晨他就能开车送她去上班，可她醒来的时候嘴里就充满一股血腥味。她说她的前男友告诉她，是她自己从床上摔了下来，她猜测或许在睡着时被他打了。由于这位女性当时并没有想要提起诉讼，兰蒂斯把案件退回给了巡警。一位警员随后访问了他的前男友，在报告总结中写道：“由于没有家庭暴力的充足证据，没有任何人被逮捕，没有任何进一步行动。”
然而过了不久，这个女人却改口说她的前男友曾打过她，还对她施行了性侵，于是案子又回到了兰蒂斯的桌上。“她一定是被什么东西打过。”兰蒂斯说，他坐在卡蒂的对面，看着这个女人脸部的照片——右边脸整个肿了起来，一片瘀青，眼睛几乎睁不开，就像躺着被人按进过水里。“可能吧，可是是怎么被打的呢？”卡蒂问，“这才是问题的重点。”
兰蒂斯与卡蒂再一次访问了受害人，这一次她形容自己的前男友在前夜试图与她发生性行为，她拒绝了，接着他就打了自己。当兰蒂斯问为什么在前一次访问时她没有提起这次暴力时，她回答需要一些时间记忆才会慢慢回来。
兰蒂斯向医院申请调阅她的医学报告，而卡蒂找到了犯罪嫌疑人的Facebook。他上传了很多自己钓鱼的照片，颇有些自得地把钓到的鱼抓在手上展示出来，用的是他的右手。而那个女人所有的伤口都在右脸上，这意味着如果她是被打的，那么很可能对方是个左撇子。兰蒂斯和卡蒂尝试在Google上搜索因摔倒而造成的面部伤害，试图在其中找到一些与这个女人相似的擦伤。性侵的故事不太能够说服他们，但他们又觉得以伤口的严重程度来讲，绝不像是从床上摔下来这么简单。
三个礼拜后，兰蒂斯访问了这个女人的前男友。兰蒂斯不喜欢做犯罪嫌疑人的访问。当你向受害人问出一些艰难的问题，你知道这是在帮助她，但是犯罪嫌疑人呢？他会担心有些清白的人可能会不知如何应付。根据前男友的讲法，他的前女友那天晚上喝了酒，还吃了处方药，并且不是从床上掉下来的——他在另一个房间里听到了一声巨响，随后在卧室里发现了倒地的前女友。在他看来，她像是从站立的姿势突然翻身倒下的，就像一棵大树那样，轰然倒塌。当他尝试移动她时，她说，别管她，让她这样就好。
兰蒂斯感到他的表述有很高的可信度。他从不回避问题，或者为了争取时间而重复问题，总是打断兰蒂斯，试图澄清些什么。是在什么时候听到她倒下的呢？他提到当时家里有人正在睡觉；那个女人是在什么时候让他不要移动她的呢？他自己过了整夜，做了晚餐，不时去她的房间检查她是否还有呼吸；是什么时候在第二天醒来发觉她已经不见的呢？他给她的儿子打了电话，甚至开车去了他们的家找她。最后，嫌疑人用右手在自己的证言上签下了名字。
受害人的儿子随后向兰蒂斯证实，那位前男友的确打来过好几个电话，还来了家里找他的母亲。兰蒂斯整理访问记录，医疗记录，原始的警察报告，及自己的报告，一并交给了塞吉。他告诉她，自己认为并不需要为案件申请逮捕令。塞吉及州检察办公室认可了他的决定。没有逮捕令，就此结案。
春天时，卡蒂和兰蒂斯把办公室的移动取暖器塞回了桌子底下，他们加快了工作进度，以便卡蒂有时间跟丈夫一起去墨西哥度假。他们不断在办公桌前写着报告，直到卡蒂接到一通电话，告知她一宗有关Codis的案件的进度。
Codis又被称为联邦调查局数据库。性侵案检查中得到的DNA证据，常常是陌生人案里的关键证据，如果这份DNA能够在Codis中找到比对的话。
州检察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告诉她，不能为卡蒂经手的这宗跟有关的案颁发逮捕令，因为在这名性工作者的采样器上采集到了不同男性的。卡蒂愤怒了，“那个男人是连环犯，受害者不仅是那个，”她说，“事实是明摆着的，肯定会采集到不同——她是个。”尽管在采样器上留下了多组DNA，从受害者口中提取的体液显示只有犯罪嫌疑人的DNA。州检察办公室的人要求卡蒂继续提供更多证据，重新申请逮捕令。她只好对另一位受害者做了补充访问，看起来余怒未消又筋疲力尽。
S.V.U经历过不少艰难时刻，这是其中之一。案件最初的进展出奇顺利，眼看就要成功，却被卡在了进退两难的境地中——多位被害人里，抽泣的母亲，孩子，性工作者，为了提供证据从她们口中努力挤出的每个句子，都像扎进了侦查员的心里。
那个下午，一个年轻的纽黑文大学刑事司法专业的实习生突然出现在办公室。“复印机又坏掉了，”她说，“它说它需要更多‘资源’，但它明明有纸，也有油墨，到底是要什么‘资源’？”
“你的灵魂，”卡蒂告诉她，“用力砸几下机器就好，我们都是这么做的。”办公室里突然陷入一阵沉默。接着兰蒂斯，实习生，纳塔尔，都一齐笑出了声。卡蒂收起了她的尖下巴，终于露出了一丝笑容。
这是让他们坚持下去的动力——对正义的坚持（然而正义并不常常来造访），以及彼此间的情谊，和少少幽默感。他们相互扶持——在卡蒂父亲去世的周年纪念日上，兰蒂斯一直把喝醉的她背回了家。我问他们工作中最艰难的部分是什么，他们提到的不是每天要面对的劣迹斑斑的案子，不是超额的工作量，而是等待法庭颁布逮捕令。根据卡蒂的说法，每一张逮捕令平均要耽搁三个月，在我撰写这篇报道的过程中，有一份逮捕令他们整整等了十个月。被害人会放弃。“上个礼拜，我刚有一个被害人放弃了，”兰蒂斯告诉我，“她告诉我，‘没想到事情会拖这么久’她已经没事了，想要继续正常的生活。”日复一日，连嫌疑人都消失得无影无踪。
春天的时候，纳塔尔终于如愿以偿调回了重案组。侦查员谢娜·肯德尔回归了。她把自己的桌子搬到了卡蒂和兰蒂斯的办公室，你可以感受到整间办公室都井井有条地高效运作起来。在肯德尔回归的一周后，她的手上就积累了17宗案子，有些是她被调走前就积压在那里的。同时，卡蒂的手上有22宗案子，兰蒂斯着手的有21宗。塞吉出面为此道歉，称她有在区分案子的轻重缓急，尽量把较轻的案子押后，但卡蒂说，“就发出逮捕令吧，我们知道自己该做些什么。”
当卡蒂最终得到Codis有关一案的逮捕令时，已经是六个月之后的事了。州检察办公室的人告诉了她这个消息，卡蒂提醒他，犯罪嫌疑人现在正为其他罪行服刑，但很快她的脸色就铁青了下来，事实是那位嫌疑人被提早一个月释放了。“这么简单的Codis对比，他们做了六个月？”她几乎是吼了出来，“他可能会去任何流浪汉待的地方，我们再也不可能找到这个人了——如果他不是已经回了自己的老家墨西哥。”这位嫌疑人得到的不是假释，因此没有留下任何联络方式。
肯德尔和兰蒂斯立刻在各种数据库里检索了起来，试图找到什么蛛丝马迹。卡蒂则像是自言自语般说道，“不要丧气，要坚持，要不带期待地坚持下去。”很快，肯德尔发现了什么——那位嫌疑人在三天前被警察拦下过，当他们问他住在哪里时，他留下了自己姐姐的住址。几分钟之内，三位侦查员，连同塞吉就跳上了两辆汽车，朝那个地址指示的地方驶去。犯罪嫌疑人的两位姐姐住在一栋公寓的二层。当他们进到屋内后，卡蒂发现有一间卧室的门锁住了。在大喊“是警察！”而未收到任何反应后，她破门而入，屋里爆发出两个女人夹杂着西班牙语的尖叫声。但房间里什么也没有，嫌疑人的两位姐姐称，自从她们的弟弟一年前入狱后就没见过他了。
卡蒂并不相信这两个女人的话，在某程度上，她是不愿相信。但第二天，她“找到”了这位嫌疑人——已经被遣送回了墨西哥。“这些人是不会收手的。”卡蒂说。
接下去的一天里，卡蒂的情绪渐渐平复。她做了力所能及的每一件事，连受害者在连续的访问中都坚持到了最后，他们得到了逮捕令，甚至锁定了犯罪嫌疑人。现在，他消失了。卡蒂双眼空洞地望着办公桌上垒到很高的案卷，不想要打开其中的任何一本。
终于，从她的口中叹出了一口气。到了她要通知被害人的时刻了。卡蒂决定要亲自前往告诉被害人这个消息。“我要和你一起去。”兰蒂斯说。卡蒂看着他，点了点头，又抬起手，打开了新一本案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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